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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中“证据必须查证属实”规定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9-06-29 19:0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该规定本意十分正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该规定暴露出过于理想化的缺陷。本文就此作出论述,并提出相关建议。

  法官裁判案件只能依赖证据还原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往往与真正的事实存在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而通过庭审调查却往往无法查明该证据事实上是否线元的借条,甲急于用钱只得照办。事后乙向法院起诉甲,要求甲归还10000元,甲在庭审中辩解,但无法举出反证。在该案例中,甲书写的借条内容与事实不符,但确为甲本人书写,该借条形式上合法,而甲无法提供证据推翻该借条。法官在审判中即使内心倾向甲的辩解也无法不支持乙的诉讼请求,这也与“证据必须查证属实”相悖。如果法院主动调查该借条内容是否属实,一方面有失中立,会引起当事人及社会对法院裁判公正的怀疑;另一方面,诉讼当事人会将举证责任推给法院,使证据规则形同虚设;此外,即使民事诉讼各方对证据均无异议也不必然说明该证据就是真实的,因为不能排除双方恶意串通的可能,而法官很难查出背后的实情。另外,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送法而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不在少数。这种案件,开庭时只有原告到庭,庭审没有被告质证环节,无从查证证据是否属实。而原告提交的证据如果形式合法,法官只能以被告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为由支持原告合法的诉讼请求。

  在公民法律意识弱、民事诉讼案件少的时期,法官包揽证据的作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民事诉讼案件大幅增加,职权主义的作法会导致法院案件积压过多、审理过程缓慢,更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加之当前基层法院案多人少,法院对存在上述情况的证据均予以调查是不现实的,而该类证据确实存在难以调查核实的客观困难。一些诉讼当事人便因此认为法院司法不公,将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转化成败诉方与法院之间的矛盾,给法院秩序和法官工作带来困扰。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时常会在“证据必须查证属实”与“谁主张谁举证”之间左右为难。

  首先,中国古代的民事诉讼法发展非常缓慢, 受其影响, 民事证据法也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民事证据法的落后与传统观念对民事诉讼的不重视有关。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不愿意深入研究民事诉讼问题, 是因为他们不赞同民众为民事纠纷而对簿公堂,要求民众对于户婚田土等小事, 各宜含忍, 不得辄兴词讼。受这种观念的支配, 民事证据法的理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前苏联诉讼证据制度的影响,建立了以法官居于诉讼证据制度的主导地位为基本特征的民事诉讼制度,即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诉讼中法官承担了调查收集证据的主要任务,弱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这种诉讼模式长期以来主导审判实践。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全面的、客观的收集证据和调查证据,成为实际举证的主体,承担调查取证的责任;而当事人以旁观的心态居于从属位置,举证意识逐渐淡薄。直到2007 年,我国修订了《民事诉讼法》,才明确了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在证明活动中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核实证据,并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明确何为“查证属实”。一些诉讼当事人至今仍偏执地认为法院应当查明一切案件事实,彻底还原真相,而将因自己举证不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归咎于法院及其法官无能或贪渎。

  其次,民事诉讼与刑事公诉案件相比,诉讼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不足。虽然《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提供证据,第六十一条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但是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当事人收集证据时却寸步难行,有的甚至连案件的关键证据都难以收集。一方面,证据收集制度不健全,比如我国法律没有对证据持有人拒绝提供证据时如何处置进行规定,当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而持有人拒绝提供而无法获取时,当事人便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另一方面,证人作证制度不完善,当事人需要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由于种种原因拒绝出庭,甚至推翻曾提供的证词,当事人的取证权利无法获得法律保护;另外,部分案件涉及有关集体、单位,需向其取证调查,涉案集体、单位不予配合的情况均有发生。

  第三,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提供虚假证据,加重了法官审查证据的难度。《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作出了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就包括“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但该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一,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违法成本太低。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10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15日以下。在一些涉案标的比较大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提供虚假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远远大于其可能受到的处罚,从而促使其铤而走险,肆无忌惮。其二,法院对提供虚假证据行为的惩处决心不坚、力度不够。根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拘留措施的必须经本院院长批准,而院长未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对是否属于伪造重要证据无法准确把握,人民法院对此类行为往往采取“息事宁人、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行为的发生。

  第一,修改、完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还带有超职权主义的色彩,应对该规定加以修改和进一步解释阐述,明确查证属实是指证据在形式和内容上合法,能证明当事人想要证明的事项,即具有关联性。制定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哪些情形可由法院调取证据,哪些情形必须由当事人自行举证,彻底割除这条超职权主义的阑尾。

  第二,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加强宣传力度,使民众认识到当事人已成为举证责任的主体,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只是一种补充,是一种救济手段,若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则需承担不利后果。在民事交往不断频繁的今天,公民必须适应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变化,树立积极举证新观念,摒弃旧观念。诉讼中能置自己于举证主体地位,积极举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加大惩处力度。首先,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减少选择性适用的问题。其次,将对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处罚权交由承办法官实施。法官作为案件的直接承办人,对是否属于“伪造重要证据”的情节把握更为准确,更能保证效率与公平。这样规定也符合目前司法改革提倡的“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精神。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司法解释对哪些情节属于犯罪行为予以明确,从而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采取强制措施,维护民事审判工作的秩序及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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